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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三见王小波(上)  

2010-10-09 12:19:00|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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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见王小波

                                  钟洁玲

 

    英年早逝的文坛奇才王小波是个特立独行的自由撰稿人。早期,他的创作侧重随笔,曾给《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小说并未引起文坛关注。1994年,本刊发表了他的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此后相继推出《未来世界》《2015》《白银时代》《绿毛水怪》等。同时,我们又建议出版社结集出版他的文集,即后来的“时代三部曲”。这是国内最早的王小波文集版本,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我们特邀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钟洁玲叙述当时的点点滴滴,追忆当年的王小波。
——编者按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我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责任编辑。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猝然死于心脏病病发,享年44岁。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王小波生前好友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早在追悼会前,艾晓明就提醒我,准备好《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到时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一起火化。她说:“他一直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治丧小组负责人胡贝将三个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无法想象他猝死前的凄惨和寂寞。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他死前这一幕,后来被许多粉丝充满感情浓墨重彩地加工过,仿佛是对社会、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控诉。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风姿不减当年,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环绕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从广州飞往北京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当时,我们为这副对联的力度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泪光盈盈,感觉它精准地抓住了王小波的一生。谁知到追悼会上一看,却没有挂出来。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低声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王小波的处境真有这么严重?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电话不断,胡贝们忙坏了,展开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王小波式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就在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过马路,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我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筒子楼里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着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小说出版得极度艰难,为了寻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他无奈地笑开了。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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