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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韩东长篇新作《知青变形记》(一)  

2010-02-02 09:52:00|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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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的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是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是从南京下放到老庄子(梦安县成集公社大范一队)上的知青。在大范大队部,赶车的礼九接上了我们。他让我们坐在牛车上,自己却坚持徒步。这会儿,礼九走在牛前面,一只手上牵着牛绳,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给我们的感觉是,拉车的不仅是那头牛,还有礼九。问题不免严重起来。
  贫下中农不坐车,而我们坐车,不仅不坐车,还拉着坐在车上的我们……因此一路上我们都在劝礼九上车。他说:“我坐过了,去接你们的时候是空车,闺女拉着我呢。”
  闺女想必就是那牛的名字了。
  见礼九不肯上车,我们也要下去步行,被对方拼命拦住。礼九又说了:“接你们是队上派的任务,不坐在上面礼贵要扣我的工分。”
  “礼贵是谁啊?”我问。
  “队长,队长要扣我工分。”
  “那队长怎么不多派几头牛来?”大许说。
  礼九回答:“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
  由于坐车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十分忐忑不安,以致四周的风景都没有顾得上细看。然后就进了村,来到了瓦屋前面。瓦屋,是老庄子上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几间砖墙瓦顶的房子,有一个院子。在瓦屋前的空地上,礼九吆喝住闺女,停下牛车,村上的父老乡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们被簇拥着走进院子里。只见一个披着一件半旧中山装的矮墩墩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想必是队长礼贵了。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同时问:“吃过啦?”
  大许代表我们回答:“没吃,只是在汽车上的时候吃了一点饼干。”
  礼贵明显一愣。
  后来我们才知道:“吃过啦”是当地人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真的问你吃过了没有。
  礼贵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手上就像戴了一副铁手套,硬得吓人。
  然后是村史教育。在梦安县城停留的时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曾经交代过有关的程序。只听礼贵咳了几声,吐出一口浓痰,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咱们村……”他说,完了就没有下文了。
  好在老乡们非常热情,接着礼贵的话头争先恐后地说开了。由于我们是初来乍到,对当地方言还没有完全适应,再加上他们说的那些人和事情也对不上号,所以听得稀里糊涂的。
  这时礼九已经卸完车,将闺女牵进了院子里。他招呼了两个小伙子,三人合力将牛车抬进院门的门槛。之后,礼九提了一只铁桶,又出了院门。再回来的时候拎着满当当的一桶水。闺女饮水的时候,礼九又从房子里搬出一台铡刀,蹲在院子的地上喀嚓喀嚓地铡稻草。完了用一只簸箕盛了,端到闺女的嘴边。礼九围着闺女忙前忙后,我们的目光随之来来回回。礼贵看在眼里,再次咳了几声说:“就说说这闺女吧……”
  老乡们马上转换了话题,说起了闺女和礼九。
  由于我们就是坐闺女拉的车进村的,驾车的正是礼九,因此听起来亲切多了,也顺畅多了。大许和吴刚还不时地提问,老乡们讲解的热情就更高了。
  那闺女的确有些来历。老乡们说,它原先是村上的富户福爷爷家的。有人不同意,反驳说,是闺女它妈是福爷爷家的,土改的时候,闺女它妈被作为富农家的浮财分给了雇农礼九。总之是在礼九家,闺女它妈生下了闺女。于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礼九顿时有了两头牛。可惜好景不长,闺女它妈生下闺女半天后就死了。老乡们说,那是礼九的命贱,享不了两头牛的福。也有人说,用一头使不了两年的老牛换了一头牛犊子,也值得了。大伙儿一致认为,闺女的命硬,克死了老母牛不算,没准儿以后还要克人呢!
  这话可不是现在说的,而是二十年前说的。果不其然,十八年前礼九他妈就得饿痨病翘辫子了。
  然后是互助组、合作化,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闺女的归属随之不断转移,最后归了队上,也就是大范一队。但负责饲养闺女的一直是礼九。他甚至连家里的两间破草房也不要了,搬到牛屋来,和闺女吃住在一起。连媳妇都没有娶,以前是顾不上,现在就是想娶也没人跟他了。老乡们说,那闺女就是他媳妇。也有人说,是他的闺女。闺女这个名字还是礼九给取的呢,后来在老庄子上叫开了。
  说这些的时候,闺女和礼九就待在瓦屋的院子里。礼九拿着一把秃笤帚,在闺女的身上来回扫着。被人议论的时候,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或者说的根本就不是他。闺女更是置身事外,只顾咀嚼簸箕里的草料。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当着面指指戳戳是很不礼貌的。
  一个身材瘦小但长相精明的老乡(后来知道是队上的会计为巧)指着闺女说:“它还怪道呢,不生小牛,种倒是没有少配。以前配了生不下小牛,现在配了也是白配!”
  我实在听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后来知道是民兵排长仁军)走过去,用手扳住闺女头上的牛角。“你们瞅瞅,光溜得很呢,上面连一个坑儿都没有!”他说。
  那双牛角的确扎眼醒目,光可鉴人,在阳光下就像两把刀子似的。如此年轻的角长在一头老牛的头上确实比较奇怪。
  后来我们听礼九说起,母牛每生一胎牛角上都会留下一道凹槽,叫做角轮。有几圈角轮就生过几胎。闺女的角上一圈角轮都没有,可见是没有生育过。

 

        2
    礼贵又咳了几声说:“咱们说说这瓦屋吧……”
  于是老乡们丢下了闺女,说起了瓦屋。
  这次礼贵没有领情,他大喊了一声:“大秃子!”一个头上结着亮亮的秃疤模样老相的孩子钻了出来。说他是孩子是因为他身体的比例,大秃子的头特别大,身体偏小,但那张脸并不年轻。只见大秃子稀溜一声将拖着的鼻涕吸进去,忙不迭地应道:“在呢。”
  礼贵说:“钥匙从福爷爷家拿来了吗?”
  “拿来了。”大秃子说着从裤腰里摸出一把钥匙,交给礼贵。
  那钥匙既长又大,模样奇怪,光溜溜的一根铁杆,前面有一个扁头。礼贵取了钥匙,反身走向身后的主屋。主屋的大门门环上绕着一根半锈的铁链,铁链上挂了一把老式铜锁,也很巨大,看样子与那钥匙正相配。礼贵用手上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院子里除礼九之外的所有人都跟着他走了进去。
  我以为会有一个村史展览什么的,结果大失所望。房子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破桌子(香案)和一把老掉牙的太师椅就什么都没有了。屋顶倒是高大异常,房子里也很宽敞。阴暗的空间仿佛具有震慑作用似的,刚才还吵嚷不已的老乡顿时都噤口不言了。
  礼贵低下头,对着桌面吹了一口气。细如面粉的灰尘被吹开后,仍然看不出下面桌子的颜色。香案灰中泛白,就像是灰尘做的。除了大伙儿拖沓的脚步声,房子里只响彻了礼贵一个人的声音。他咳嗽、咯痰,嘟嘟囔囔的,弄得回声四起,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领着我们沿墙根走了一圈,又去两边耳房的门口张了张,礼贵就领着大伙儿出来了。
  我们又回到了院子里,又看见闺女和礼九了。礼贵在身后稀里哗啦地锁门。经过刚才这一遭,老乡们远没有那么活跃了。我们的行李被搬下牛车,送进了瓦屋的东厢房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了形势,那东厢房是队上安排给我们的住处。与此相对的西厢房则是牛屋,属于礼九和闺女的地盘。主屋朝南,对面没有房子,只有一道院墙。墙上开了一个大门,就是瓦屋的大门。我们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我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为巧说:“瞧瞧那门楼子,还雕着花儿呢,值钱得很!”
  仁军接口说:“门槛高得吓死人,小伢子都爬不过来,以前还要高呢,都磨出个凹凹来了。”
  他们就像在说别人家里的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特地从我们的角度说的吧?
  这时礼贵锁好了主屋的门,穿过院子走过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没有停下,径直向院门走去。为巧说:“跟上,跟上……”所有的人——除了礼九,都跟着礼贵走出了瓦屋。
  院门外面是一块平整的硬地。阳光下,被石磙碾压过的地方反射着一块块发亮的圆疤。为巧跺跺脚,对我们说:“这是队上的晒场。”
  礼贵也没有在晒场上停留,而是领着大伙儿绕到了瓦屋后面。在瓦屋后面,他也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领着我们绕墙而行,从另一边又绕回到了晒场上。然后礼贵站定了,面朝东方,从裤腰上解下旱烟袋,划着火柴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村子上的男人们也都纷纷解下旱烟袋,抽了起来。
  “瞧瞧咱们村……”礼贵说:又没有下文了。
  村子的主体在瓦屋东边。从晒场的方向看过去,除了一些稀疏的树枝、树干就是一栋栋的草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当然了,对刚从南京下来的我们来说,草房也是新鲜事物,可这一路上也看得多了。那草房因修建的年代不同,屋草的颜色便深浅不一,有的金黄耀眼,有的发灰发黑。老庄子上的草房以灰黑居多,看来盖得有些年头了。这都是因为风霜雨雪的缘故。这些知识我们也是在路上刚学的。
  直到礼贵吆喝一声:“家去!”大家眺望的姿势才松弛下来。
  礼贵收起烟袋,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出了晒场的桥口,向村子的方向,也就是那些草房走了过去。老乡们也都向村子的方向走过去。我们也准备跟过去,被为巧拦住了。他说:“你们住瓦屋。”
  看来活动已经结束。“家去”的意思就是解散,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好歹用柴火在土灶上弄熟了一锅饭,就着从南京带下来的榨菜、午餐肉,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速度稍减以后,我们开始议论下午的“村史教育”。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礼贵为什么要让我们看村上的草房呢?大许说,那是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那些草房并不是旧社会的事物,老庄子上的人如今就住在里面。再说了,所谓的甜又是指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我的心里盘旋不去,直到几天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我突然开窍这一事实。看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进村那天,礼贵的确对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只不过是倒过来的,也可以叫做“忆甜思苦”。所谓的苦就是村子上的那些草房,而甜就是当时我们身后的瓦屋。礼贵采用的是对比法,让事实说话,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那瓦屋在老庄子上可谓绝无仅有,矗立在那儿犹如鹤立鸡群。不仅老庄子,此地方圆十里,除了瓦屋就再也找不到砖墙瓦顶的房子了。
  我赶紧去找其他几个知青,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大家都深以为然,邵娜甚至多看了我两眼。大许总结说:“真让人感动啊,贫下中农自己住草房,让我们住瓦房,自己苦,而让我们甜。”
  吴刚说:“闺女住的也是瓦房。”
  “这又有什么?说明贫下中农爱动物,爱集体的财产!”邵娜反驳道。
  事后,大许代表大家去找礼贵,要求把我们换到草房里去。他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教育者住草房,被教育者住瓦房,这样下去我们是要犯政治错误的。”
  礼贵回答说:“你们下来得急,知青屋来不及盖。等知青屋盖好,草房子有你们住的呢!”

 

(刊于《花城》杂志2010年第一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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