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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父亲》—— 北岛回忆自己的父亲(1)  

2010-12-02 09:51:00|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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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北岛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父亲在天坛(约1948年)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叠,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 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年轻的父亲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12块9,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未完待续,全文见《花城》杂志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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