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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父亲》—— 北岛回忆自己的父亲(2)  

2010-12-02 10:03:00|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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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像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父母结婚照(1948年于上-海)

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1967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英寸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未完待续,全文见《花城》杂志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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