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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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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十年花城事·在解构中转型(一)  

2009-07-08 10:08:32|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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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汉生口述

                                              申霞艳整理纪录

 

    口述人:范汉生,笔名范若丁,曾任《花城》杂志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主编,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时间:2009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


  一、又是文章惹的祸
  这次惹祸的不是别人写的文章,是我自己的文章。事情要从东方宾馆说起。
  广州东方宾馆的改革起步早,一时名扬国内。1984年前后,杨沫大姐同我商量合写一篇关于东方宾馆的报告文学,后因她集中精力写“三歌”而停下。1985年我根据前期对东方宾馆的了解,认为东方宾馆在改革开放中是有成绩的,单独采访了正在受审查的总经理杨献庭,写了报告文学《故人安在?》,发表在北京《报告文学》杂志1986年第2期。东方宾馆是大型宾馆进行改制和改造最早的宾馆。1979年它是借外汇来改造的。杨献庭此前曾到国外参观过,学习了一些国外宾馆管理的经验,下决心要对东方宾馆进行现代化的全面改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跟国际接轨。万事开头难,首先是资金问题如何解决。他找到中央计委批了2000万港币的外汇额度,然后向香港汇丰银行申请了2000万的外汇贷款,按涉外的宾馆要求,从内部装修、通讯、交通、管理制度、服务员培训等进行系统性的改造。这次改造很成功,宾馆面貌焕然一新,名声很快传开,到广州来的中央和外地领导都要来参观,各地来的作家也到那里访问。杨沫、张洁等都在那里住过,就在那个时候,杨沫提议我们俩来写个报告文学,虽未写但已收集了好多材料。东方宾馆改造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大有其人,将钢窗换成铝合金窗、将窗式空调换成中央空调有人反对,说是浪费;让服务员穿西装有人反对,说是崇洋媚外;严格按条件招聘服务员也有人反对,说是选美,说是把东方宾馆变成了大观园。杨献庭由于性格中的固执与自负,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他的一些领导。1985年杨献庭出麻烦了。我觉得他很不容易,也赞赏他的开创精神。我和他并无私交,但东方宾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在他调离东方宾馆到黄埔开发区任办公室副主任时,我去采访他,写了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我也知道有风险,但觉得还是应该写的。没有谁明确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出版社方面也没有正式说我有什么问题,不好对我进行处理,但杨献庭不久被捕,我的文章遭到非议在所难免。我写《故人安在?》时当然不会怀疑他有贪污行为,后来他被判了七年,他的问题究竟有多大,我从《羊城晚报》上知道大约是两万元左右,包括有人送他的照相机、皮鞋等。在一次出版系统的会议上有人不指名质问我和杨献庭的经济关系,其实除了采访时两人一起吃过两顿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关系”。那时他仍住东方宾馆二楼员工宿舍。第一次是他拿着两瓶青岛啤酒带我去吃一人三块钱的工作餐,他付的钱,每人3元,第二次又是采访到近晚,两人在一楼花园餐厅点菜吃饭,结账的22块是我付的,如果吃饭也算是“经济关系”,仅此二次。不管杨献庭的经济问题究竟如何,与我毫无关联,这一点我心中是有底的,但我意识到了这篇文章对我的工作以至于对花城编辑部可能会发生的影响。
  几年来有些广东作家认为我发他们的作品少,压制了他们,这时也在发难,几乎形成一种舆论;出版社内部矛盾纠葛已久,适遇《故人安在?》发表,我的工作与编辑部的调整,如箭在弦。
  二、社领导换届与新老编辑部转换
  1986年七八月间,出版社领导班子调整并组成社委会。社委有王曼、李士非、廖晓勉、范汉生、袁宝泉、陈俊年、谢望新;社长王曼,总编辑李士非,副社长廖晓勉、范汉生,副总编辑袁宝泉、陈俊年。我离开编辑部不管编辑业务,主管发行出版,这样调整的托词是我懂得经营,曾在商业系统工作过。自此《花城》杂志始设主编:主编李士非,副主编谢望新。编辑部人员做了很大的调整。原编辑部成员钟缨、丘峰、莫少云、虞苇离开,谢望新、刘剑星、朱燕玲、罗建琳及编务张亚真留下,调入杜渐坤、陈文彬、萧小红、白可文、江川;杜渐坤任编辑部主任,陈文彬任副主任。丘峰是为了《花城》杂志从上海调过来的,刚过一年就让他离开编辑部,他又办理调动手续回到上海,其折腾之大可想而知,整个编辑部的情况亦如此。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编辑部很快发生动荡,成员间没法合作。是年底,我因身体不好,在从化温泉干部疗养院疗养,精神好时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散文集《暖雪》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在这时写的。既然分工我管经营,我又与经理部经理黄金荣、发行部经理朱迅关系融洽,工作顺手,社里其它事情不去过问,偶闻编辑部不和,也只是听听罢了。不久听说编辑部分歧越来越大,谢望新连续打电话过来,说将开社委会解决编辑部的矛盾,要我一定回去。我比较同情和支持谢望新,回去参加会议,也未能挽救编辑部内部的团结。不久,谢望新、刘剑星、罗建琳调出编辑部,谢望新去当理论编辑室的主任,由云南调来不久的罗建琳离开出版社。
  一本杂志靠一个编辑部支撑,编辑部的团结至为重要。在一个编辑部内文学观点或对具体作品的看法有分歧有争论,是正常的,但弄得不能在一起工作就不正常了,工作必然遭受损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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