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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不懈的攀登(三)  

2009-06-23 15:39:25|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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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汉生口述

                                                               申霞艳整理编写

 

口述人:范汉生,笔名范若丁,曾任《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主编,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时间:2009年2月5日星期四晴                       

 

 

张一弓与“豫军”

  大约是1981年初,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河南作家张一弓来到广州,改编他发表在《收获》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他看到《花城》上我的散文《小院》,问李士非说:“这人是不是在开封生活过,好像是我的同学。”李士非说可能就是你的同学。等我和他见了面,一谈往事,我俩正是省立开封初中的同学,同级不同班。张一弓的作品大气,深刻。约他写稿他写了中篇《山村诗人》给我们。他是性情中人,并有超强的记忆力。他先将《山村诗人》的大意说给我们听,能清晰地复述他的构思和要用的民歌、快板,说到激动处他会流泪。后来在一起喝酒或唱过去唱过的歌,他往往是热泪盈眶。我想,作家是需要这样一颗敏感心灵的。可惜张一弓的主要作品都没有发在《花城》上。

  河南地处中原,文化积淀厚,河南作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几年河南作家在《花城》上发表中篇小说的还有吴萍《坠子皇后》,张宇《怪客》,杨东明的《孤独的马克辛》。   

  

  方方

  方方是为《花城》撰稿较多的湖北女作家。她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电视台工作,我到她单位看望过她。好多年她没变,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害羞内敛的小姑娘。她心底单纯而深沉,故能写出好作品。她在《花城》1983年第1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大限临头》和1985年第2期发表的《夏天过去了》,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喻杉

  喻杉因写《女大学生宿舍》在大学尚未毕业时已经成名。她给《花城》写中篇小说《写给外婆的歌》,发于1983年第3期,另一个中篇《男神》发于1986年第1期。

  我在北京见过她一次,待人很热情的。那时她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说是就要下到阿坝自治州锻炼,可能任副州长。

  

  夫妻作家——柯云路与雪珂

  80年代初,柯云路以短篇小说《三千万》而成名,他为人雄辩,作品说理性强。1983年我们举办笔会,把他请到广州,不久他写了中篇小说《历史将证明》寄来,发于《花城》1983年第2期,引起争议。他脑子转变快,写东西也快,以后又有以柯云路、雪珂署名的中长篇陆续在花城出版社出版。1989年秋天,我去北京组稿,对许多故人心怀惦念,打听到他住北京郊区就约他进城一见。当时他处境很困难,想尽可能帮他一下。他说他的新作《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受阻,需要帮助,《十月》编辑、好友张守义也向我推荐。他写过《大气功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说大兴安岭大火是几个大气功师在北京发功扑灭的,是无稽之谈。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大火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之后,气功师们才发功,要受重处才对。《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也是写特异功能的,当时我违心接受了这部稿子。谈到气功,当时的柯云路十分谦虚,我问他学哪种功,他说什么功也没有学;我问他练哪种功,他说什么功也不练。待《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一书出版,他在气功界忽然名声高起,1991年深圳某公司请他,我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李钟声顺路与他同行,在车上言谈中他已俨然是大气功师了,此一时彼一时,惊叹小柯得道之快速矣。后来他是几兴几衰,有几次深夜雪珂打电话给我,说小柯又有新作,我均将其介绍给负责《花城》的田瑛。

  柯云路有才学,思辨能力强,不知为什么后来醉心于玄虚的事物,人各有所好,作家依然。好些年没见他了。

  

  路遥

  路遥给《花城》作品不多,但他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给了花城。这中间有一段曲折故事。稿子先是被《当代》的一位编辑“毙”了,又辗转于几个编辑部,后来才被《花城》采用。

  编辑部谢望新本身也是个作家,写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在文学界交游较广,有一定影响。1983年,他通过报告文学作家、时任《文艺报》编辑的李炳银向路遥约稿,与路遥取得联系。1986年谢望新到西安组稿,在他住的金花酒店见到路遥,路遥是带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去的。编辑经验丰富的谢望新感到稿子的分量,埋头三天将稿子读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约定下半部交稿时间。谢望新将稿子带回编辑部即行处理,交刘剑星任责编,发于《花城》1986年第6期,又于19872月《花城》和《小说评论》联合在京召开座谈会进行研讨。19878月路遥托人将第二部稿子带来,由于编辑部人事变动,新组成的编辑部尚在磨合期,在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内部意见分歧,发排受阻。此时我已离开编辑部,此情完全不知,后来听说也只能叹气罢了。

  《平凡的世界》后荣获茅盾文学奖。三部中《花城》只发一部,未能争取到出版权。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个损失,也是《花城》杂志创刊以来的一大失误与遗憾。

  

  几个最初从《花城》走过来的作家

  不敢说他们是从《花城》走出来的作家,但他们在最初进入文坛时,是从《花城》走过来的。这些年轻作家中除上面提过的周梅森外,我想还应该谈到周昌义和潘军。

  周昌义

  有一次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主编朱盛昌和编辑部主任汪兆骞,把他们从大学分配来不久的周昌义介绍给我,说小周写了一个中篇《国风》,写得不错,本想发在《当代》,但题材比较敏感,没有通过。又说北京对政治更敏感些,要我看看,从扶持年轻人出发,可否拿到广东发。我和老朱、老汪很熟,对他们的推荐我是重视的。当时我看了看稿子,觉得写得有气势,虽有点风险,还是可以在我们刊物上发出来的。回广州后我将稿子交给谢望新当责编。发表后反应不错,后来评上“花城文学奖”。1987年后,他又连续在我们刊物上发了两三个作品。几年后他以笔名“周洪”发表许多很“现代”的杂谈,一时名盛,但不怎么写小说了。1993年我与朱燕玲出差北京,一天,他到中纪委招待所看小朱,岁月易逝,人事已非,看到我已似不相识了。

  潘军

  潘军的《墨子巷》(19863期)是自由来稿,被我们发现。他当时在一个县里工作,这篇稿子的发表改变了他的命运,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创作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是个精力充沛、机敏能干的人,后来到海南岛下海,甚有成绩,曾请《花城》和《收获》编辑部及一些作家到海南岛采风。他崇尚现代主义,那次邀请的作家多为“先锋人士”。有苏童、叶兆言、王朔、刘恒等。在年龄最大的汪曾祺发言之后,我始知他也是个“最老的现代派”。潘军多才多艺,除小说创作外,还写剧本,拍电视,均有颇丰收获。似发达过,却不忘旧谊,可算个有情义的人。

 

  两位特殊作家

  秦瘦鸥

  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湛伟恩编发过他的长篇小说,喜欢用“硕果仅存”四个字来形容他,到20世纪8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台柱们确实只剩他一个人了。他是个瘦高、干净、和气的上海老头,与编辑部的人颇融洽。从中山大学到编辑部不久的詹秀敏当时身体不好,晕车,还在努力做好工作,细心照顾他。他不让詹秀敏劳累,开玩笑说,你这个18岁的林妹妹不如让我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照料好了。他的散文《山居散记》发于1983年第2期,《大连行》发于1984年第1期,中篇小说《第16桩离婚案》发于1985年第6期,后来还在《花城》发过一些作品。他很文雅,有旧式知识分子的风度,为人比较幽默,喜欢说笑,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我们请他来过两次,一次正好杨沫在,他们同住在珠岛宾馆,他老找杨沫聊天。一天杨沫同我说,那上海老头老来找她,我说是不是想与你交流交流写作经验?她说交流个什么,谁也不能影响谁。我说两个人聊聊好,如果一个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跟一个正统的革命现实作家谈得很融洽,不就可称为“传统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了吗?杨沫说:“有这样结合的吗?你就喜欢瞎编。”不过接着她说了一句,那是个好老头。

  每次由上海来,他都会带点图章之类的礼品送给编辑部的熟人。1987年,他给我带了一幅字,裱好给我,大书法家钱君匋写的,内容是“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不知是不是他听说我在工作上受到一些挫折,特意请钱君匋老先生写了这幅字给我。条幅上的两句诗,是唐代诗人温庭筠《过陈琳墓》的中联。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华横溢,然生逢乱世,其墓址在盐城大纵湖旁,温庭筠从墓旁经过感其遭遇而赋诗,全诗为: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无名氏(卜乃夫)

  解放后几十年,无名氏真的成了无名氏,很少人知其下落。我少年时代读过他的中篇小说《北极风情话》,后在业余大学听《中国当代文学》课,老师把他的作品列为“特务文学”,不知根据者何。开放改革后,是湖南省文联宋梧刚最早联系上他,编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选中,收入他的《北极风情话》和《塔里的女人》。通过宋梧刚我们知道了他杭州的住址,派编辑去找他,拿回很多用黄色美浓纸复写的稿子,许多都是他解放后的新作,没有发表,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无名氏原名卜乃夫,抗战期间是个年轻记者,好像是《扫荡报》的记者,他的成名作《北极风情话》最初就是在《扫荡报》连载的,名噪一时。据他后来同我说,那时韩国有个流亡政府,并有一支小小的军队在西安,他跟这些军人和几个俄罗斯姑娘来往密切。他有些作品的生活背景与此有关。1949年他完全可以离开大陆,他却没有走,为了照顾年迈的老母,而且那时住在杭州,正在追求赵无极的妹妹,总之与“特务”二字无关。解放后几十年,他基本是在劳改、劳教场进进出出,与一个女工结婚又离婚,生活很困难,在龙井茶场就业,遇休假回杭州市内也没钱搭车,总是步行。我们的编辑找到他时他住在一条小巷内,外出时由邻居一位退休女工帮她照看门户。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他一直坚持写作,而且是按照原来的写作计划写作。他说他要写一部大书——一个大的系列《无名氏书》,其中包括《金色的蛇夜》《海蒂》等等,大都是在这种情景下写的。

  无名氏的作品能不能发表?当时谁也说不清。我在一堆稿中间选出一个中篇小说《绿色的回声》,想试探一下。无名氏不断与我联系,很兴奋,没有一个作家不想发表自己的作品,何况关系到作品今后的命运。《绿色的回声》排好后,上面不表态,社长王曼又带我到统战部请示,统战部一时也不表态。

  这时,无名氏到编辑部找我来了,他身材高瘦单薄,穿件唐装上衣,非常朴素。他说组织部找他谈话要安排他工作,征求他意见是去省文联还是当专业作家,并同意他出境去看望哥哥(台湾派驻香港的新闻界人士,任《新闻天地》主编),这次是往香港路经广州的。他说他最关心的是稿子究竟能不能发出来,如果发不出来,写了干什么呢?离开广州那天他又到编辑部来过一次,走时我送他到东山湖公园门前搭乘公共汽车。他到香港后来过几封信,仍询问稿子一事,说那边纸醉金迷和内心的惶惑……《绿色的回声》一直没发出来,他在港逗留数月到台湾去了。

  90年代进一步开放之后,花城出版社出版一套《无名氏选集》,于青主编,林青华任责任编辑,这对我来说是了却一桩心愿。为此无名氏带着他赴台后的新婚妻子又来过一次广州。后来有人上告《无名氏选集》收入的《野兽野兽野兽》是反动的,是骂共产党的(该篇以大革命为背景,如说他骂谁了,他国共两党一起骂),有关人员受了批评,毕竟时代不同了,都没有受处分。勤恳敬业、才能出众、工作成绩突出的林青华,获“百佳奖”的呼声很高却因此事未能评上,后到广东工业大学当老师去了。

  可以想象无名氏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几十年的艰辛又使他养成孤僻的性格。他到台不久即与崇拜他的少女马福美结婚,据说婚礼办得轰轰烈烈。后来却离婚了。马福美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单独的新娘》,谴责他无情。他还因作品写到与赵无极妹妹谈恋爱的事,与身在法国的赵无极打了一场官司。

  无名氏有写作才能与激情,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表现手法算是比较新的。后来许多作品失之于滥情与语言爆炸,总的来说,他不能说是一位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家。

 

 这几年,我们刊物联系作家面很广,像刘绍棠、蒋子龙、刘心武、崚青、肖马、韦君宜、海笑、袁鹰、宗璞、何启治、石英、谢璞、俞天白、关鸿、范小青、郑义、韩石山、王小鹰、陆星儿、苏叔阳、陈祖芬、李玲修、理由、哲夫等等,都在我们刊物发过稿子。遗憾的是,《花城》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谌容这几年因事情繁忙,没有作品给《花城》,但她一直是我们的支持者。另外,港台作家如刘以鬯、徐讦、亦舒、陈默君、陈映真、聂华苓等也有作品发表。

 三、花城的本土作家群

 本土作家的支持对《花城》杂志十分重要。作协一些老领导嫌我们发广东作家作品太少,我们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的方针是要放眼全国,《花城》不是单纯培养本地作家的园地,不能局限于地域。这个指导思想与广东作协一些老同志有分歧,他们老觉得《花城》在广州,而且《花城》有名气,首先应该推出广东作家。《花城》要争取在全国文学版图上占一席之地,要攀登全国文学之塔,就不能完全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好多次开会我都听到他们的批评。有一次在我参加的会上,老作家于逢当着我的面说,广东作家上不了《花城》,更不能上头条,上头条的都只能是河南作家,如张一弓那样的作家。其实并非如此,张一弓总共只在《花城》发过一个中篇,五六年间河南作家总共只在《花城》上发了四五个中篇。我进入广东文学界很晚,对老作家有点敬畏,除秦牧、陈残云外,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是我的不足。但我真不像于逢说的那样,对他们心存偏见,也没有成见。后来我任出版社社长时,于逢要把他的旧作《金沙洲》修改再版,甚至要将涉及文革的《无产者》修改再版,我都给予了支持,总想使老人们少一点遗憾。过去与他们沟通不够,我是应该反思的。

  实事求是地说,《花城》还是非常重视广东作家,重视促进本地文学繁荣的。陈国凯的好几个中篇都发在《花城》,19826期的《好人阿通》,19835期的《秀南峰故事》,19855期的《下里巴人》等。程贤章、廖红球和黄静远发了小说《彩色大地》(1985年第2期),是反映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程贤章和廖红球还发了长篇报告文学《谢氏兄弟》(1983年第3期)。这几年《花城》还发了杜峻的《握手之后》(1984年第2期),廖琪的《转折关头》(1984年第6期),余松岩的《生活的激流》(1982年第2期),沈仁康的《孤独的人》(1985年第5期),伊始的《农人》(1986年第5期),杨干华的《冬夜备忘录》(1985年第6期),朱崇山的《温暖的深圳河》(1982年第3期),等等。

李士非的报告文学《热血男儿》发于1984年第6期,获全国报告文学奖。李士非虽为花城出版社领导,亦为广东作家。

  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黄秋耘、野曼、谢望新、李钟声、黄树森、陈安先等的作品都发过不少。诗人就发得更多。

  特别要提的是本地有不少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作家如章以武、何卓琼、黄虹坚、张欣、刘西鸿等,是从花城走过来的,他们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就是在我们这里发表的,他们在这里显示了才华,读者和评论界才认识了他们。

  何卓琼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到电业局,她的第一个中篇《电流穿越边境》发表于1982年,接着第二个中篇《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发于1983年第1期,《查理和他的煞星》发于1984年第2期,连续地推出引起注意,很快被调到广东省作协文学院当专业作家。

  黄虹坚,1983年第5期发了《桔红色的校徽》,1984年第3期发了《穿过大街小巷》,后去香港,也曾在香港文学界引起注意。

  张欣,虽然人在广州,却是张洁推荐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她们何时相识。有一次张洁住在东方宾馆,张欣去她那里洗澡。张洁就向我推荐张欣的作品,我看到她的中篇小说《此剧哪有尾声》,写得很有生气,就发于1985年第3期。发表前后都有人质疑,说一些不实之词。1986年第5期发表的《白栅栏》,编辑部意见也不统一,当时还有人怀疑张欣的东西不是自己写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张欣以创作上的成就,回答了那些毫无根据的质疑。张欣原在部队工作,转业到《羊城晚报》资料室,天天坐在地上装订报纸。我和苏晨在帮省总工会办《五月》杂志,就把她调过去当编辑部主任。她后来写了很多都市题材的小说,在《收获》发表了不少作品,有些长篇还改编成了电视剧,很有影响。张欣比较早地关注都市生活,写作得益于此。她语言流畅,有点调侃的因素,有趣味,可读性强,故事情节适合改编。不过她的写作面稍微狭窄了一点。

  刘西鸿的中篇小说《月亮,摇晃着前进》发于1984年第5期。她很年轻,人也漂亮,文如其人,她的东西有现代感。她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时,结识了一个法语教师,后来恋爱结婚出国,好像从此她的创作生命就终止了。她回国探亲时到家里看过我,我不在,我到巴黎未去找她,张梅在巴黎见过她,她已是家务缠身的了。出国截断了她的写作视野,还有经济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使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们没办法融入他国的文化语境,很难再有创作冲动,才华初露的刘西鸿也会陷入这种境地,这大概也是汉语作家在国外的普遍遭遇。张爱玲、古华、遇罗锦、卢新华、刘西鸿等很多作家都是这样,一出国写作生命就受损了,丧失了母语的文化源泉,丧失了沉甸甸的现实感。很多作家在经济上也未必很如意,还要花很多精力对付生活,比如卢新华谈到他在美国踩人力车和到赌场发牌。严歌苓是个例外,她是少数出国后仍然靠写作为职业而且能够对国内的变化保持敏感的作家。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不能不特别说说章以武的《“雅马哈”鱼档》(1983年获得首届“花城文学奖”)。稿子原来是个短篇小说,一个年轻编辑要退,我再看看觉得基础不错,可补充生活扩展为中篇。于是找来作者谈稿子,作者谈了生活素材来源和创作意图,我们建议作者丰富生活细节,抓紧开放改革之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产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格人性的变化来写。稿子发出后,受到好评,都觉得很有新意。那时我们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关系密切,文学部的编辑王卫经常到我们这边抓改编素材,我们就将《“雅马哈”鱼档》推荐给他们。章以武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放映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部最早反映个体经济的电影,最近还被评论界肯定为“率先在计划经济的大幕上撕开第一道缝”,是写改革开放作品的优秀之作。

  广东作家写开放改革的作品中,还要提下林经嘉1985年间写的中篇小说《激流》。这是篇工业题材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工厂推行质量管理的过程。我看后将稿子退回,并写一封长信谈谈自己的感觉,说小说这样写全过程不好,看他能不能修改。一篇作品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为免失误又建议他寄给别的刊物看看。想不到这引起了作者的愤怒,成了我看不起广东作家的“实证”。一时间弄得作协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击鼓而共讨之,甚至于告到省委书记谢非那里。听说还是作协主席陈国凯冷静,说小说真的那样写不行,要修改。小说后来发在北京一个刊物,1990年获广东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我不知道小说后来是否修改过,但引出一场风波实不可解。我是一个不太认真的编辑,也自知水平有限,很少给作者写长信谈稿,给林经嘉写那么长一封信实属例外。我刚到《花城》不久,在处理积压稿件中发现一个短篇《选举》,作者就是韶关工厂的林经嘉,写工厂一个车间的一次车间主任选举。我感到题材比较新鲜就把它挑选出来发了,又推荐参加作协的新人新作奖,获奖后林经嘉调来作协文学院。可能是因为有这一点渊源,我对他的创作特别注意,于是乎才写了那么一封班门弄斧的长信,自讨没趣。我认为编辑和作者是一个共同体,要互相尊重和谅解。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一篇作品被这个编辑部退了而被另一编辑部采用是常有的事。

 广东作家写开放改革有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但广东的文学以全国视野来看一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势。我想广东作家的作品整体质量不高的原因还是急功近利,缺乏时间的沉淀,没有沉思的品质。作家关心时政使作品具有时代精神是好的,但生活需要经过沉淀。我的创作观是,作品必须反映生活,但不是冷静地直线地急功近利地去反映生活,作品反映生活应是通过作家内心激情将生活幻化的过程,是一个独特的艺术过程。急功近利的作品,不能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超越出来的作品,很难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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