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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不懈的攀登(二)  

2009-06-19 11:07:17|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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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汉生口述

                                                               申霞艳整理编写

 

口述人:范汉生,笔名范若丁,曾任《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主编,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时间:2009年2月5日星期四晴

 

两个探索者——高晓声和陆文夫

  高晓声和陆文夫在1957年一起受难,他们办了一个刊物《探索者》,都被打成右派。两人很多年被迫搁笔,但压制着的创作力仍然旺盛,一开放改革就从作家群中首先冒出来。《陈奂生进城》一下子让高晓声家喻户晓,读者都认为“陈奂生”就是高晓声,绝非如此。虽然我们一再谈到小说是虚构的,但很难阻挡读者索隐的热情。高晓声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约是学政法的。他和我说:“老范,你别看我老高土,想当年,我在上海也是西装革履。”作家当中与我谈个人生活与遭遇的,他是最多的一位。他谈他当右派后回到农村的苦日子,有结核病的爱人因无钱医病的惨死,谈他的不屈与挣扎。我喜欢问这问那,他会突然警觉地说:“老范,你可不要写我呀。”我就开玩笑道:“我自己的事还写不完呢,写你干什么?”

  1980年,高晓声和陆文夫来广州,我陪他俩,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时候招待作家很简朴,就到单位附近的东山湖公园水上餐厅喝顺德二曲。

  陆文夫1983年后跟我们联系不多,作品也发得不多。高晓声的大部分作品发在我们刊物。他来广州比较多,三个原因:一是我们邀请来写稿;二是逃难,“清理精神污染”可能要批判他;三是他在这边有情感牵挂。他当时的家庭生活不美满,闹离婚,而在这边有追求者。

  高晓声脑袋灵活,据他说他在农村也有办法生活。他会种蘑菇,特别是种白蘑菇。他说他对他下放的地方发展蘑菇生产有贡献。他非常详细地给我介绍过蘑菇种植技术,我深信他在种蘑菇方面同写作一样是专家。他身体瘦弱,写作使他有名,有些女性喜欢他。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颇受女性青睐,这一点我能见证。

  《花城》19834期发了他的《糊涂》,1984年第5期发了《跌跤姻缘》,19871期发了《巨灵大人》。高晓声讲话直率,有一次对我说:

  “明年你就不要找我要稿子了。”

  “你要把稿子给哪个刊物呀?”

  “明年我要谈恋爱了。没时间写了。”

  我调侃他说:“看你的形象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怎么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呢?”

  “老范,你不要看不起我,人家不是爱我这个样子,人家是爱我的小说。”

  我只得表示佩服。

  高晓声的创作以写农村生活题材为主,但一直没有超越“陈奂生”,他写得很朴实很真诚,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情感很熟悉,可惜缺乏汪曾祺的美感。

  

  从小镇走出的周梅森

  我刚到杂志编辑部工作不久,随编辑部去佛山清理积稿,发现了周梅森的《小镇》,觉得写得不错,各色人等写得很活。叶曙明也认为不错,但排期排不上,直到1983年第2期才发表。此后,周梅森就跟我们有了很多交往,给了很多稿子过来。

  1983年第6期发表的《沉沦的土地》,打下周梅森在文学上发展的基础。小说写19世纪20年代煤矿的一场斗争,从塌陷的土地引出矿主、矿工、农民以及军阀之间的对抗;透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痛切揭示出封建教义和封建意识强加给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沉沦的土地》是周梅森的成名作,代表作之一。后来很多长篇如《人间正道》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方面也没有超越这个作品。周梅森与《花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说自己是《花城》培养的作家,是从《花城》走出来的。周梅森当过矿工,因发表作品而调到《青春》编辑部任编辑。他在徐州煤矿下井挖过煤,对煤矿的黑暗和工作条件的严酷有切身的体验。但他不是靠个人经历来写作的,他的艺术思维能够带他从直接生活体验上飞升出去。他同我讲过,他的很多小说素材来源于一些地方志和历史资料,然后生发开来进行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他的小说题材面较宽,他这样的年龄不如此是很难写出《国殇》等作品来的。

  他写矿山的作品还有发表于《花城》1984年第6期的《崛起的群山》,发表于19855期的《黑色的太阳》。这几篇作品都属于《历史·土地 ·人》中篇小说系列。

  1987年左右周梅森在《花城》又连续发了几篇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生活的作品:1987年第4期的《冷血》,写中国远征军杜聿民率领下的第5军陷入绝境时的惨烈和悲壮;1988年第2期的《国觞》,是写一支中国军队被日军包围后的困境与歧路。90年代以后,他多写与时政结合紧密的长篇小说,如《人间正道》等,这些小说很受影视界欢迎,大多被改编成电视剧,但艺术上尚不能与《沉沦的土地》等篇相轩轾。

  周梅森作风粗犷,不计小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下过海,而且是少数下海比较成功的作家之一。

  

  乔雪竹

  这一时期乔雪竹是在《花城》发表作品较多的作家之一。她文学素养高,此前曾有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

  她发表于《花城》的第一个作品是中篇小说《北国红豆也相思》(1982年第4期),是李士非组的稿。李士非认识广东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他在袁大姐家里遇到乔雪竹。陈郁在广州起义时任苏维埃政府司法委员,后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乔雪竹的伯父也是老革命,与陈郁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且一起受王明迫害,送到工厂劳动。陈郁是名人,抗战爆发前后周恩来向苏联要人,才把陈郁从工厂里找到。而乔雪竹的伯父直到建国后才回国。两家有这种渊源关系,每次乔雪竹来广州都住在袁大姐家里,因此遇到了李士非,并被引入《花城》。乔雪竹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很少到编辑部来,但写稿很勤奋,给编辑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乔雪竹当时在南京工作,1985年春,编辑部接到江苏省文化厅的电报,说乔雪竹在南京遇到困难,希望我们能予帮助化解。事情是这样:她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中篇小说《16号病房》改成了电视剧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剧本杂志发表,一个编辑要求署名。到拍电影时,乔雪竹不再同意那个编辑署名,两人因为署名问题打起了官司。法院知道剧本为乔雪竹一人所写,但因剧本在杂志上确有那人的署名,判乔雪竹败诉。她咽不下这口气,激烈抗议,很冲动。她的工作单位怕出大事,只好电告与她关系密切的单位求助。接电报后我想只有暂时劝乔雪竹离开南京,才能把矛盾缓和下来,因此提出将她接来广州写稿。征求李士非的意见,他十分赞成;向林坚文请示,《花城》有帮助作家解困的传统,老林只交待要多听听各方的意见就同意了。乔雪竹在中央戏院毕业后分到江苏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不坐班,长期住在北京,在南京没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头。我走访了有关单位,没有一个单位(包括省法院)不同情她并为这个判决感到遗憾的。我和文化厅的陪同人员终于说通了她,她表示愿意同我及那位陪同人员一起来广州。临行前,江苏省文化厅、作家协会、《雨花》《钟山》《青春》等杂志社数十人在南京大厦聚会,一则表示对乔雪竹的同情与支持,一则表示对花城出版社的敬意。我对江苏文化界文学界的正义行动同样心存敬意。很多人讲些什么话我记不清了,但我一直记住了《雨花》主编叶至纯那种无言的真诚的态度。事后听说北京有人无中生有,散布一些荒诞言谈,我则一笑置之罢了。

  乔雪竹发在《花城》的作品还有1983年第4期的《今日霜降》。1984年第3期的《在查干陶拉盖草原上》,是她用蒙语的笔名“木伦·乌拉”发表的。她曾下放草原,对草原很有感情,不少东西是写草原生活的。1985年第2期发的《日落的庄园》,还有《葬礼》《荨麻崖》等,都是她的作品。

  这次南京之行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见到了曾于上年投信求职的大学生朱燕玲。我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介绍说朱燕玲是个品学兼优、能写会画、多才多艺的女学生。那时大学生包分配,朱燕玲未毕业已经分配到江苏省社科院去了,调来广东属异地调动手续比较麻烦,所以直到1985她毕业后才办好。朱燕玲到编辑部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从未离开,是在《花城》工作时间最久的编辑,现任《花城》杂志副主编。

  

  赵大年

  赵大年生长在皇城根,一口北京话说得极其标准:他生性和善,很有修养,从来都面带笑容,从无见他发过脾气。他是个勤奋的人,虽身材魁伟,但“坐功”好,一坐几小时不动,写作特别认真。80年代盛行开笔会,有些到会作家根本不写东西。赵大年从不敷衍,一天写万多字,而且笔迹清楚,不需要再誊抄。赵大年是满清后裔,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他就是“王爷”,可能也就不会成小说家了。

  赵大年在我们刊物发过《公主的女儿》《尚未污染的山林》《最危险的时候》(1983年),他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多写战争生活。中篇小说《278团》是反映部队里的恋爱婚姻的,很有时代特色。那时军人结婚恋爱有严格的限制,界限就是“278团”和“369营”。就是说,团级干部27岁参加革命8年,营级干部36岁参加革命9年才被批准恋爱结婚。

  赵大年深受编辑部同事们的欢迎,他的一篇小说题目——“尚未污染的山林”,成了编辑部的一个口语,说到某种美好事物消失了,就会追忆道:“呵,尚未污染的山林啊!”

 

 叶蔚林与“湘军”

 80年代初期湖南一批作家突起,名声大振。叶蔚林《没有航标的河流》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韩少功、谭谈等也受到文学界普遍重视,因此有“湘军”之称。叶蔚林祖籍广东,1982年《花城》编辑部曾接待过他,并有把“湘军”拉过来开笔会之意。以后这批湖南作家与我们关系一直密切,不时有稿子提供《花城》。叶蔚林写了中篇《菇母山风情》(发于19824期),水运宪写了中篇《侦破案外录》(19845期),谭谈写了中篇《山女》(19835期)。

  由于来往多,大家成了朋友。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中有片段模仿契诃夫的风景描写,被指涉嫌抄袭,也许他是不自觉的,但让他十分尴尬,想调动工作,换个环境。我和苏晨正帮省总工会创办《五月》杂志,就同总工会领导推荐他来任主编,就要发商调函的时候,他又不来了。听说他到海南活动,想到海南作协。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尚未起床,传达室说有人找我,我心想这么早找我做什么,下去一看是老叶的夫人老陈。老陈说老叶去海南受阻,他让我来找你,问你有没熟人。恰巧河南省文联主席、著名老作家于黑丁在广州,他也认识叶蔚林,上午我去看他谈及此事,他说他的一个过去的部下在海南任组织部长或是副部长的,我就请他给老叶写了封推荐信。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老叶去找过那位部长之后,调动问题就解决了。接着,韩少功领着一批作家去办《海南纪事》,莫应丰代表湖南文联去搞经济开发,来往经过广州常在区庄9楼招待所住。我住7楼,晚上他们常到我房里聊天。我女儿到现在还记得韩叔叔的笑容,莫叔叔的烟头,他们一走,女儿就得扫满地的烟头。莫应丰脾气大,但对人很真诚,他见面就要劝我,说你不能老这么穷,现在这个社会这么穷根本不能活下去。他帮我设计个投资方案,说买三部打石机,一台一万元,一天能赚几百元。我说没钱,他说那先买一台吧,我说我一万块钱都没有,是真没有,他说他帮我想办法吧。没有多久他不幸逝世,我确实很悲伤。如果老莫还在,也许我早就脱贫了。

  古华给我们写了中篇《贞女》。他的家庭生活也遇到问题,后来离婚了。这种情况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比较普遍,并非是简单的喜新厌旧。他们大都有段苦难史,婚姻结合往往是不正常的。再一方面人际关系也是不正常的,过去受歧视,如今受嫉妒。古华当上湖南省人大常委后,就有人当面质问他有什么资格。古华是个能够向朋友敞开心扉的人,我理解他过去的遭遇。有一次到上海我去他住的酒店找他,遇到谢晋,他正在准备改编《芙蓉镇》。我问谢晋是改成电影还是电视剧,谢晋说肯定是电影,他根本不看电视剧,他家的电视机还是9寸的,估计全上海就这么一台9寸电视机了,他只看看新闻。《芙蓉镇》改好后,古华出国了,出国后就写不出东西来,为了生活去写不该写和不需写的东西,过早地离开了真正的文学创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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