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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不懈的攀登(一)  

2009-06-10 10:13:37|  分类: 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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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汉生口述

                                                               申霞艳整理编写

 

口述人:范汉生,笔名范若丁,曾任《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主编,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时间:2009年2月5日星期四晴

 

   在我实际负责《花城》编辑部工作之后,感到压力很大,不能不考虑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将《花城》办成什么样的文学刊物?怎样才能办好?怎样才能保持和扩大它的影响?新时期的到来,文学突然在人们心灵上矗立起一座艺术高塔,作家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学期刊都在攀这座塔,《花城》也在攀登。《花城》要登上哪一层?登上宝顶,登上制高点,能吗?不管达不达到那个高度,但一定要去努力冲刺。
  《花城》自创刊起就有一个高目标,就在攀登,且攀得越高越艰难。我想,要继续攀登或者超越,建立坚实的编辑队伍和优秀的作者队伍至为重要。

 

  一、调整后的编辑队伍
  编辑部1983年的人事调整,人员变动不大。出版社党委书记林坚文直接抓《花城》,他政治上比较谨慎,对人比较信任,很少过问编辑部的内部事情,不干预稿子。我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具体编辑工作,钟缨任编辑部副主任。谢望新从《南方日报》调来,他文学理论水平较高,熟悉编辑业务,很快成为主力。编辑部还有陈文彬、舒大沅,不久又调进中山大学毕业生刘剑星。林贤治调到诗歌编辑室办《青年诗刊》,叶曙明调到对外合作编辑室,林振名完全离开《花城》,到对外合作编辑室任主任,负责《沈从文文集》与《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李士非负责筹办《历史文学》杂志。
   1984年社领导班子换届:社长王曼,副社长罗兰如,副总编辑李士非、易征、袁宝泉和我。我主要负责《花城》杂志和理论编辑室。
  1985年调进朱燕玲,她是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同年詹秀敏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来编辑部。李士非先期与李联海创办的《历史文学》停刊后,于1985年又创办文学和经济联姻的刊物《浪潮》,把舒大沅和陈文彬调了过去。《花城》编辑部调进广州军区创作组专业作家莫少云和中山大学毕业生虞苇,又从上海文艺出版社调来资深编辑丘峰,丘峰是广东人,主动提出调回广东工作。这个编辑队伍基本稳定,内部比较团结,虽然稿子取舍上有不同意见,但互相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努力奋进的队伍。
  办好一个刊物两支力量最为重要:一是编辑队伍,一是作者队伍,此时的《花城》可谓二者兼备。我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作家群,这个群体涵盖面比较广,四面八方,既不是单纯的中央军,也不单是一个粤军、湘军、陕军或豫军,东西南北中都有。对文学刊物而言,作品是它的根基,有稳固精良的作家群,刊物才能够蒸蒸日上。以前老一代出版工作者常说“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此语不够全面,其实编辑和作家有一种共生关系,他们更像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编辑思想与出版方针是一个刊物一个出版社的灵魂。原先各地的出版社均强调地方性,开放改革之后,出版方针有了很大的转变。
  《花城》先于花城出版社创立,先有《花城》杂志而后才有出版社,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是一致的,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
  前面我说过,作为文学刊物的《花城》要在文学方面占有全国一席之地,就要攀登文学之塔;这个塔不是广东地域之塔,而是新时期全国之塔。我们要竞争,横向争的是在全国的文学地位,纵向争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也是《花城》编辑部同仁的共同意志与心愿。
  1982年经历一次挫折之后,因受各方面的压力,是年第5第6两期比较沉寂,迫于形势有些无奈。但全体编辑心里比较明白,沉寂是暂时的,我们在积聚力量准备再次前进。力量于1983年逐渐迸发出来,推动《花城》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重新翻看1983年第1期的要目,质量整齐的作品显示了刊物新的水准。这一期的中篇有张洁的《七巧板》,何卓琼的《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方方的《大限临头》;短篇中有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范小青的《诱惑》。作品争鸣栏目发了贾平凹的《鬼城》,新开的栏目“流派鉴赏”中,刊发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佩德罗·巴拉莫〉》。可以说,开年第一期的阵容不俗。
  这股劲头一直持续了几年,所以从作品质量和编辑队伍的稳定性方面来说,这段时间堪称花城的第二个高涨期。
在此,我就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为引子,谈谈《花城》当年的一些主要作家。


  二、花城的省外作家群
  

   杨沫
  应该说杨大姐是领军人物,上节已谈过她的作品,不再赘述。
  
  张洁
  我们的刊物很早就与张洁有联系,关系密切。1982年春天她和杨沫、谌容来广州住过一段,比较熟,她说要把最好的中短篇给《花城》,我想她是做到了,她没有食言。
  这段时间发表了她的《七巧板》(1983年第1期)和《祖母绿》(1984年第3期)。《七巧板》刻画了女医生金乃文这个软弱、善良、麻木、僵化的形象,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作者以她特有的细腻而优美的文笔,在给主人公以轻轻的鞭挝中,寄寓着深沉的同情;怨其不争,怜其不幸。对金乃文的丈夫谭光斗这个损人利己、沽名钓誉的人物,则无情地进行了揭露。《祖母绿》是张洁中篇代表作品之一,写三个知识分子的故事。讴歌正直与善良,鞭挞虚伪与自私。其中,刚毅而缠绵、冷峻而热烈的女数学家曾令儿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我国的文学画廊。后来她写了不少中、长篇,但她自己一直非常肯定这个作品。
  张洁和编辑部的人关系很好,大家出差北京都会去看她。有一次我到她家,她正在读《绿房子》,是南美作家略萨的作品。当时拉美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刚风行。那时候张洁的女儿已去美国,她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我去次数较多,和她妈妈也熟了,她妈妈是个慈祥的老人家,常要留我吃饭,也同我说些家常话,令我有种亲切感。有次张洁对我说:“我妈妈对你印象不错,说在我认识的人中,你是个老实人。”我开玩笑说:“我也这么认为嘛。”有人曾在我面前用嘲讽的口气说张洁是个“职业女性”,意思是她只知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张洁的内心很细腻,有一种女孩般的纯真。有一次我从她家出来,她家离汽车站远,她一定要送我,我认为大可不必,没想到了总站,她一下子冲上车去,喊道:“老范,我给你占了个位置。”我至今仍记得她占位后的那种高兴表情。
  1993年,我和朱燕玲一起到北京看她,她请我们在家吃涮羊肉,她买了几斤羊肉片,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北京人善吃羊肉片。
  我离开出版社后就很少见到她了,只在90年代后期见过一次。我在北京遇到文能的夫人王虹,她说张洁请吃饭,地点在北京市政协餐厅,我们到得稍早一些,在门口很远看到一个女人走过来,宽衣大袖,飘飘洒洒,细看正是她。她已不再是当年杨沫所说的那个漂亮小媳妇了,潇洒不羁,说话也没什么忌讳,岁月磨砺了她。
  
  王蒙
  王蒙和花城出版社的关系长而且久,他和我个人的交往也比较多,可以说他与杨沫、张洁都是《花城》杂志的主要作家。他的《黄杨树根之死》是一篇显示作者独特风格的佳作。小说写了一个中年作家在稍有名气之后,自我欣赏,脱离生活,作茧自缚,以至于思想枯竭,陷于困境。小说在幽默中透出冷峻,风趣中蕴涵辛辣,给人警策,发人深思。那自警自嘲、幽默生动的笔调,表现了他为人为文的风格。王蒙写中篇较少,这两年给了我们不少短篇,如1983年2期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1983年6期的《虚掩的土屋小院》,1984年5期的《焰火》。王蒙在国内作家中比较早地接受现代艺术,开始意识流的实验,一时引领风骚。他很聪慧,智商很高。
  我们两个都是1934年出生,而且人生经历比较相似,有共同语言。1986年,我去当副社长,离开《花城》编辑部去主管发行,可能这是我人生中情绪比较低沉的时期。他来广州,就打电话给我。他住南湖,我说这么远又是天黑,我没车去不了南湖看你。他就说他来看我。下着大雨我叫他不要来。过两天他搬到珠岛宾馆,我去看他,他避而不问我的工作情况,却与我大谈人生。他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宁静,智商高的人更要宁静。有的人智商低,争名逐利,宁静不下来,也就不会得到这种高境界。他用他一贯的半调侃半认真的语调说:“不管你还当不当主管《花城》的副总编辑,你名片上还是可以打印上‘花城出版社原副总编’嘛。”我接着他的话开玩笑说:“如你不当文化部长了,怎么样?名片上也可以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文化部长’嘛。”没想到一语成谶,1989年他真的不当文化部长了。1989年9月,我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到北京集中,第一个去看望的人就是王蒙。王蒙豁达机智,谈笑风生,我们互相用自嘲和嘲讽交流着心灵的感受。王蒙先拿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诗集送我,我翻了翻戏说:“你的诗写得不行,什么天之涯,海之角,天无‘牙’,海无‘角’。”我故意把“涯”和“角”的音念转,假意将诗集塞还给他,他摇着头笑道:“现在部长不让当了,你又说我写诗不行,那我干什么?”我说:“吃闲饭呗。”他说:“我们以后写流行歌词算了,我们写小说写得那么辛苦,有几个人看,写一首流行歌词,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了。”我说谁不知道你的大名,你还是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部长”的名片吧。王蒙后来出了一本谈人生哲学的书,销售得不错,他的处世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有人对这本书有非议,我认为大可不必,王蒙有大智慧,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非常曲折,见证了历史太多苦难和荒谬,对人生的体验是年轻人不易理解的。
  1992年王蒙来广州,主要负责人不愿出面。我当时已不任社长,但仍任总编辑(先前曾任社长兼总编辑),听说他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就送他与夫人崔瑞芳到从化住了几个月(那时从化有一幢出版社长期包租的房子)。有一次编辑部休假,我和《花城》编辑部的田瑛、黄蒲生、湛伟恩、王虹昭、林宋瑜一起到从化探望他和老崔,相聚两日,大家竟忘情地回到少年时代,烦扰尽消。大家坐在小面包车里,一起唱歌。每个人都唱,王蒙带头唱,平日能歌善舞的田瑛、黄蒲生、林宋瑜自不示弱,连性格内向的湛伟恩也放开胸怀,连连歌唱。老湛是中山大学王起老师的元曲研究生,学养深厚。他能唱流行歌曲,也能唱俄语和英语歌曲,还学红线女唱了粤剧名曲《昭君出塞》。王蒙和我唱了不少苏联抒情歌曲。我第一次唱卡拉OK就是王蒙硬拉我唱的。我问唱什么?他说《游击队员之歌》你总该会吧。我不看屏幕,自顾自唱,两个人完全不合调,唱的还没有笑的多。返璞归真,心无挂碍,这才是真正的“宁静”境界!王蒙记性好,他一直记得编辑部全体编辑的名字,每次在北京见到,他都要问个遍。
  王蒙创作甚丰,写得太快就不容易出精品,写作是要求沉思的。他最让人佩服的是勤奋,什么时候都可以写,抓住一点时间就可以进入状态,抓住空余的15分钟就可以写上一段。前年看过他的《苏联祭》,他去了一趟苏联写出了一部书,当然与平时积累有关。1983年,他和叶蔚林、韩少功、莫应丰等十多个作家一起去珠海,他一回到宾馆就开始写。据我了解他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80年代早期他已开始使用电脑了。他第一次出访美国,自己学外语,46岁学英语学到能交流真是不容易。
  王蒙是个好人,聪明人,他有机敏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新时期在文艺思想开放方面,他是走在前边的。他为人平易,虽然当了文化部长、中央委员,待人依然可亲。1983年我们组织作家赴深圳、珠海参观,回广州住文德南路省政府第四招待所,车到晚了,我带他和老崔在街边大排档吃炒沙河粉,他对这顿炒沙河粉念念不忘,几年间多次提到。王蒙位高名显,高处不胜寒,非议在所难免,但在我看来,他是个真诚的人,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作家,我都会常常想起他。
  最近我们社出版了三卷本的《王蒙自传》,读后更加深了对他的理解。
  
  戴厚英
  跟我们联系比较多的还有上海作家戴厚英。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黄秋耘得知戴厚英写了小说《诗人之死》,因为历史和人事原因在上海没能出版,回来跟广东人民社文艺室主任岑桑说了,岑桑立即给戴厚英拍电报表示出版意向,当时她在上海师范学院当老师。戴厚英拿着电报去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回书稿,那边又表示愿意出版。她只得回信给岑桑说,手头正在写另一部长篇《人啊,人!》。没过多久她先将上卷书稿寄了过来。岑桑看后决定采用,交给杜渐坤和杨亚基做责编。因恐节外生枝,编印加快速度,于1980年就出版了。出版后各方面反应强烈,褒贬不一,涌动着批判之声,一时《人啊,人!》成了宣扬人性论的典型。岑桑经受住了压力,宣传部四位领导一起找他谈话,他除如实说明稿件的来龙去脉,并力陈他对作品的评价,甘愿承担全部责任。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直到1982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人啊,人!》反而是她最早出版的著作。这部书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时花城出版社尚未成立。
  因为特殊的经历和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戴厚英是80年代很轰动的一个作家。戴厚英和遇罗锦的艺术表现以及文学修养均不在一个层次上。遇罗锦是较早的个人化倾向的写作,她一直是写个人经历,写自己经验的真事,没有太多艺术加工。戴厚英在我看来是有思想、有学问的女作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方面有相当的高度,超过诸多当代女作家,她比较早就开始反思历史,对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深入的了解。她有些性格弱点,有时会表现得比较幼稚,容易冲动。
  戴厚英写长篇多,后来还写了《空中的足音》等,因此相对来说与小说编辑室交往多。她与《花城》编辑部接触较早的人是林振名。《花城》1981年刊发了她的中篇《锁链是柔软的》,1982年刊发了《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1984年我到上海师范学院找她组过稿,好像她的居住条件不好,中午带我到学校食堂排队买饭吃。因她给《花城》写稿不多,直到1989年后我才同她熟悉起来。1989年有一天戴厚英来到广州,岑桑给我打电话说她没地方住,是不是可以住区庄——区庄宿舍9楼有一套权当招待所的房子,我说可以请她过来住。我认为作家遇到困难,作为编辑作为出版社有道义有责任给予帮助。戴厚英在这里住了好久,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后来我又送她到从化住了一段,一直到她办好手续去美国女儿那里。
  戴厚英是个热情开朗、锋芒外露的人,我送她往从化,一路上与我辩论不休,语言犀利,滔滔不绝,我说:“戴厚英,你生在中国就亏了,如果你生在英国你可以当首相。”那时正是撒切尔时代。她说:“我不可以当总理吗?”戴厚英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她比较冲动。她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令上海一些老作家有意见。我亲耳听到过上海老作家对她的责难。“文革”期间她比较活跃,在大学时代就是尖子人物,写过批判老师钱谷融“人性论”的文章。她的父亲和母亲1957年被错划右派,这不能不给她带来很大政治压力,也许是矫枉过正,也许是划清界线,当时表现比较左。调到作协,文革初期积极造反,伤害了一些人。最让文坛关注的是她和老诗人闻捷的关系。上海老作家倾向于认为《诗人之死》是戴厚英为了洗刷自己而写的。造反派对闻捷实行“专制”,戴厚英本是看牛栏的,时间长了两个人却产生了感情。造反派认为是闻捷腐蚀了造反派,闻捷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自然有人会把一部分罪责归于戴厚英。回头看看她走过的道路,不禁要发出感叹——人啊,人!戴厚英有她自己的苦难,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都有自己的苦难,只不过苦难与苦难不同罢了。
  戴厚英向被她伤害过的老作家道过歉。我认为她的两部书——《诗人之死》与《人啊,人!》包含着她的反思与忏悔。戴厚英的人性论思想比较浓厚,她后来的作品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东西展开的。在她内心深处,一直在思考人性这个东西的复杂性。她批判过并不意味着她反对。哪一面是真正的戴厚英?她后来写作表现出来的可能是更真实的戴厚英。人性论思想一直蛰伏在她内心深处。畸形的社会扭曲人,戴厚英虽然伤害了别人,但她本身也是被时代伤害的。这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被吃的人也在不自觉中吃过人,伤害别人的人自己本身也是被伤害的,这是历史的悖论。戴厚英的性格是复杂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她。
  她去美国探望女儿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她,她也好像没再给《花城》写稿。有次李士非告诉我,他看到戴厚英在两篇文章中提到我,我也没有问她在哪里。后来突然得知1996年8月25日下午她被坏人杀害的消息,太意外了,多天都不能接受,耳畔常常响起她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1983年,戴厚英挨批时,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二沙头体育招待所。一次我去看她,她和女儿尚未起床,说是昨晚听孙道临解说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听得太晚的缘故,她一定让女儿打开卡式录音机让我听,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旋律。
  悲怆,难道这就是一代才女的命运吗?
  1989年和戴厚英一起住在区庄9楼的还有张曼菱等人。张曼菱早先写的《青春祭》深受好评,并改编成电影在美国放映。她是个有才华有勇气的女作家,我是参加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海南举办的笔会上认识她的,因联系较晚,这一时期她没有给《花城》写稿,后期她有长篇小说《天涯丽人》在《花城》发表。
  
  霍达
  早期是吕文最先向她组稿的,有电影剧本《公子扶苏》在《花城》发表。以后常有稿子给编辑部,有旺盛的创作激情。我们认为她发于1986年第3期上的中篇小说《红尘》是她创作的转折点,从此她的作品上了一个新的层次。《红尘》活脱脱画出一幅市井风情画,真实地写出了当过“窑姐儿”,集真善美于一身,最终却自杀了的德子媳妇和淳厚的人力车工人德子的人生遭际,生动逼真地勾勒了变色龙般女治保主任的嘴脸,是一部耐人嚼味的好作品。霍达活动范围广,但未懈怠创作,她的长篇小说《伊斯兰的葬礼》曾获茅盾文学奖。
  她的先生王为政也是《花城》的朋友,他本是画家,文字功夫也好,有散文作品在《花城》发表。
  
  “东北两笑”——顾笑言和张笑天
  “东北两笑”才华横溢。他们原来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室的编剧,后来顾笑言下海,张笑天则先后当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顾笑言与《花城》和《啄木鸟》关系最好,因此自称是“花鸟派作家”,这几年作品集中刊发在我们杂志上。《你在想什么》发于1981年2期,获得1983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金不换》发在1982年1期,1983年3期发了《洪峰通过峡谷》,1984年4期发了《飘在湖面的倒影》。1987年前后,全国兴起一股文人下海热,有些作家赚了钱,但更多的是作家钱没赚到,反而把写作的精力耗费了,顾笑言就是如此。他放弃写作去下海很可惜。他创作力很强,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他是个东北汉子,很粗犷也很率真。他对歌唱家朱明瑛很着迷,看到电视里朱明瑛演唱,他就在地毯上打滚。后来他放弃文学做生意,先在长春开古堡饭店,饭店没开多久又去做别的生意,也曾推销过医疗器械。他跟我讲下海的辛酸,表面赚了钱,其实都是三角债,为讨债尝尽了苦头。他说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是追讨人家欠古堡饭店的七万块钱。一个人走在夜晚的乡间道路上,灰心极了。我劝他回过头来老老实实搞创作,他赚钱的心不死,总想折腾。他到惠州搞宾馆搞电影城搞制药,均不成功。1996年他到办公室找我,我问他目前在搞什么,他说搞大的,我问是搞医疗机械?他说再大。我问是搞汽车?他又说再大。我问他究竟要搞什么样?他说飞机。他真的弄了个“深圳航包公司”的批文,与俄罗斯大西洋航空公司合营。有两架俄式图154型飞机停在白云机场近两年,这时从莫斯科来了19个技术人员把飞机开走了,但没有后续资金,那个航包公司终于没有开起来。他的老板是个农民企业家,苏联解体前后靠把劣质货卖到俄罗斯起家,其实是个骗子。公司开始运转全靠顾笑言四处向朋友借债,结果债款无法还,虽然朋友们不说受骗,顾笑言不能不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生活几乎无继的情况下,万般无奈,他又想起被他丢弃的文学,回到长春制片厂埋头写电视连续剧,想以此解困。文学这玩意怪得很,你越期盼它出来它越同你捉迷藏,不肯见面。老顾的心情大约是太急迫了,一天深夜,脑溢血突发,猝亡于文学部的写字台前。作家当中他是与我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个,对他的突然离世我是很惋惜的。他的确有写作才能,不是那种写了一辈子而不能真正称作作家的人,但他没有珍视自己这种禀赋。作家下海曾是一股潮流,成功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只有张贤亮和周梅森。老顾总是说等他发了财,有了一笔写作基金他就坐下来写作,他发过一点财,但他停不下来。君子固穷,写作钟爱从浮世沉下去的人,心境清净的人,而与财富没有多大关系。
  老顾又称顾胖子,心宽体壮,文思敏捷,写稿不用电脑,但写得快而整洁。他很贪玩,喜欢享受生活,但也很会工作,稿子好像都是不经意间写出来的。每逢回忆起他,内心都会荡起一种遗憾之情,也许作家们从他身上应该得到一点启发与教训。
  张笑天与我们联系之前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他和我们建立密切关系与顾笑言分不开。1983年前后他的作品《不是内参的内参》出了点事,加之感情上的一点问题,提副厂长的事泡汤,就同顾笑言一起过来了。广东是全国最开放的地方,《花城》被作家戏称为“落难者的家园”。两人一住进小岛宾馆,顾笑言就笑着调侃张笑天要好好写作,组织上让他来“监督”他。张笑天是个实在人,说写就写,高产。在这之前王曼到长春拜访过他,回来告诉我说张笑天稿子多,拉开每个抽屉都有稿子,此话一点不夸张,张笑天写作的爆发力令我钦佩而吃惊。《花城》1984年1期发了张笑天的《雪下》,1984年5期发了他的《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1985年又发了《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黑夜》。80年代后半期张笑天转到电影剧本创作,《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和《太平天国》等重大历史题材作品都是他写的,近来(2009)正热播的《叶挺将军》,也是他编剧。由于转向影视创作,近年他写小说少了,与《花城》也没多少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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