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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一)  

2009-03-09 10:25:29|  分类: 历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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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

 

范汉生口述

申霞艳整理编写  

 

丛刊阶段平稳过去之后,《花城》迎来了它的第二阶段:名声高涨以及伴随而来的风波迭起。名声高涨是说她与《收获》《十月》《当代》并称“四大名旦”,风波迭起是指由于《春天的童话》等作品引起了轩然大波。

 

 

  地点:广州丽江花园华林居范汉生家中

  时间:20081127日,晴空。

  口述人简历:范汉生,笔名范若丁。曾任《花城》杂志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

编辑部的新面孔

    1979年,由于广东人民出版社扩展,《花城》杂志创刊,急需人手,李士非、易征想推荐我到出版社来,我愿意。我不足15岁参加革命,23岁被打成右派,每每想及走过的道路,心情沉痛,很想换个环境;再说文学事业也是我的追求,于是就向原单位再三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19806月,终于由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调来《花城》编辑部。

  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人事上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阶段,编辑部的人员变动很大。易征和林振名退出编辑部,一是因为工作安排,另外也是由于与李士非在审稿标准上有分歧。他们多偏重于文艺的审美标准,李士非政治情怀很浓,要求文学直接干预生活。他们两位都向我透露过这种意思。易征去创办一个新刊物《旅伴》,那时候办个刊号很容易,花城出版社最多的时候有八九个刊物。林振名编制留在编辑部,主要工作却是在对外合作编辑室,后来就和香港三联书店一起编辑出版《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

  19806月中旬,我正式到人民出版社报到时,《花城》丛刊第六期的清样刚由印刷厂送回编辑部,李士非哮喘病复发住院,需要我来看清样,林振名告诉我要在家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看两天。他还做些收尾工作,记得那期正在发孔捷生的稿子,排印后需要修改,他去到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查盘。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时修改特别不容易。当时没有电脑排版一说,是铅字排版,工人要把字一个一个从字库里找出来,再植在排版盘里,每页一盘,一盘一盘叠摞起来,哪怕只改动一个字,也要一盘一盘去搬去找,十分劳累。所以到了最后阶段仍要修改,师傅就很不高兴。

  我来时,原编辑部的人员只留下美编岑毅鸣、编务李梦飞,我一到就上岗,李士非多病住院,我就得把日常工作担当起来。我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也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很多事不懂。我编目录,把李晴的文章排在栏目最后,他很生气,说是打他的脸,其实是我不懂,只好求他原谅。我认为只要文章好就行了,排几条没有什么,何况是编辑部内部的稿件,还辩解说:“我不是把你的文章标题字弄大了一点?”可以说是缺乏常识。一些具体事情,多是李梦飞指点我,还有校对科的虞向华。小虞往往把校样拿来“解决问题”,她很耐心,坐在我身边一点一点地问,一项一项地给我说明,所以后来我常半开玩笑地说:“小虞是我的编辑老师。”其实一点不假,版面上的事,就是她慢慢给我说明白的。

  编辑部又陆续来了不少人,因急需用人,先行借调来的有:李晴(原是《郑州晚报》的副刊编辑,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8年平反,此时正写长篇小说《天京之变》,后没有正式调来,而调去《羊城晚报》任文艺部副主任);吕文(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剧本《詹天佑》作者,也没能调来,后调往潇湘电影制片厂做编剧);陈文彬(做过《郑州晚报》副刊编辑,后在一个技工学校当老师,曾在刊物上发过文章);舒大源(原在工厂工作。写过《论社会主义悲剧》,我没看过文章,但当时情况下敢于提出社会主义悲剧这一命题,思想就比较解放)和叶曙明。不久钟缨从军区创作组调来,杨小彦美院毕业分配过来(1982年又调入美编室任美术编辑,后读研究生),林贤治大约是1981年从阳江来到编辑部(《花城》前几期发表过他的诗和散文,《南方日报》也发表过他的作品,《南方日报》副刊部主任关振东推荐他)。再晚些时候,刘剑星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过来,谢望新从南方日报社调过来。朱燕玲于1985年上半年南京大学毕业前写信求职,经考察下半年正式来到编辑部。詹秀敏1985年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过来。

  四面八方,聚集一堂。这是《花城》有史以来编辑部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热烈的一届,这些编辑大都有相当写作水平,李晴、吕文等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能编能写。人才济济本是好事,但刚聚一起,尚需一个磨合期。文艺这种东西不像数学有标准答案,自古道“文人相轻”,彼此都很有个性,又有一定的创作经验,所以大家争论很多,主要是针对作品,但也难免发生误会与不快。李士非哮喘很厉害,一边抱氧气袋一边跟作者谈稿子,难以在编辑部正常上班。编辑部设了两个副主任,就是我和林振名,老林兼管对外合作,编辑部日常事务主要是我在负责。

  这群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编辑各有特点,我给你们展示一幅浮世绘似的“花絮”,让你们多少领略一点当年我那些同事的风采:

  吕文组稿能力很强,常在外组稿,到北京组回很多重要稿子。他和很多作家关系密切,是消息灵通人士。他回到编辑部,可以经常看到他夹个大公文包在狭窄的室内走来走去,一面走一面传递北京关于文学或政治的各种信息。

  林贤治衣着朴素,一头蓬乱的鬈发,时时令我想起“愤怒出诗人”那句名言;他刚从阳江农村来,喜欢穿一双解放鞋,由于户口问题和工作问题尚未解决,待遇也不平等,卫生费只发给他一半,他就在办公室里愤怒地说:“我是二等公民!”制度如此,我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奈何奈何?爱莫能助。

  李晴文字水平高,编稿能力很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改稿,效率很高。有一回他推荐一个电影剧本,编前会上大家认为那种音乐家、画家之类的故事缺乏新意,不赞成发表。大家住在宾馆处理稿件,桌子不够用,他把几本书当凳子,能够根据大家的意见坐在床边整天不动,把稿子从头至尾大改一遍,要大家再看,还问有哪点需要再改?他编稿的认真态度,确有一个老编辑的风范。

  叶曙明是个较早研究现代派文学的青年作家,在编辑部很少说话,他把发给他的各种样书都摞在桌边,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城堡”,整日埋头在里面看稿,不注意的话看不到他。我说,你真把卡夫卡的《城堡》学到家了。

  舒大源思想活跃,为人倜傥,常与年轻作者谈稿。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社会主义悲剧……”

  美术编辑岑毅鸣,工作勤奋,他出外找美术家组稿,常常是夹着一大卷画稿满头是汗地走回来。但他想专心作画,要求提前退休,我帮他向领导反映,领导不同意,后又说要研究。他一生气,就把《人民日报》一张讽刺互相推诿的漫画——《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临摹下来贴在墙上。我和他的座位很近,同他开玩笑说:“你让我看这张漫画看一百遍都没有用呵。”后来老岑还是未能提前退休,领导不批,我也帮不了他。

  我一定要说说李梦飞大姐。李大姐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每期拼版、发样书的组织者。她年龄较大,每次将近千本样书往五楼搬,她从不缺席。她是编辑部的管家,主动承担许多内部事务。她也是1957年的受难者,那场无妄之灾破坏了她整个的生活,但她性格坚强,从不灰心丧气。

 “四大名旦”之说与建社

197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自发创办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艺期刊《十月》,1979年《收获》复刊,《花城》、《当代》等相继创刊,一时间大型文艺期刊在全国各地纷纷问世,遂有聚商之议。

  “四大名旦”这一美誉来自镇江会议。1980年底,由《钟山》《清明》《十月》《当代》发起,在江苏镇江金山寺举行全国27家文学期刊主编会议,这次会议在刊物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宣部派人出席,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有人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归纳了“四大名旦”:《收获》以其老成持重称“老旦”,《花城》以其婀娜多姿称“花旦”,《当代》以其理直气壮称“正旦”,《十月》以其清新潇洒称“青衣”。(选自朱穗的《文坛的“四大名旦”》,香港《文汇报》198111日。)别看这么几个称号,流传十分广泛,宣传效果很大。这次会议把《花城》的影响推向了一个新层次。

  《花城》杂志没设主编,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副社长苏晨、《花城》编辑部主任李士非和《随笔》编辑部主任黄伟经。当时正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骀荡春风令人有些微醺,畅所欲言,发言就比较激烈。为了加强文艺期刊的联合,会上有人动议成立一个协会,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并选举苏晨为会长,《当代》副主编孟伟哉、《收获》副主编萧岱为副会长。那时上面对文艺刊物已经比较注意,据说苏晨在会上的发言,也引起了上面的关注。

  苏晨参加会议回来后,立即写了篇《不断自问》发于《花城》1981年第1期,核心观点是我们个人我们政府我们党都要不断自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同看法,这件事情对苏晨造成较大影响。1980年下半年已经酝酿成立花城出版社,由《花城》《随笔》和原文艺室构成,文艺室要求不过来,一度又回到人民社;1981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在东湖公园水上餐厅聚餐并拍照,但没有宣布领导班子。成立前,成立了以苏晨为组长、以李士非、何立德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本应苏晨为社长。(直到198112月上级才决定由出版局副局长林坚文过来兼党委书记,社长一职空缺,苏晨、罗兰如当副社长,苏晨〈兼〉、岑桑、李士非、王曼担任副总编辑。)1981年暑期,苏晨要我陪他出去走走,我说要给林坚文说说才行,林坚文同意我陪他出去。我陪苏晨到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济南、杭州、上海、福州、厦门走了一大圈,大概有一个多月。到北京见了叶圣陶、沈从文、冯亦代;上海看了巴金、王西彦、孙峻青;天津看了孙犁;杭州看了陈学昭;福州与厦门见了郭风、何为等一批老作家,大家都同情老苏的遭遇。苏晨走一路宣讲一路,讲的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变化,讲到宾馆的卫生设备和服务,内地同行都感到新奇,对广东很向往。

  就在我和苏晨外出期间,《花城》杂志在筲箕窝开了第一次笔会,这次笔会规模较大,请了好多作家,如江波、马宗祺、赵大年、张一弓、祖慰、郑义等等。这次笔会上有个别作家说了些干预编辑部内部事务的话,有人甚至发出“谁反对×××就和谁干!”的虚妄言谈。我回来后,编辑部有同志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我心中很难受。我想我和李士非之间虽然在稿子处理上有些不同意见,也谈不上“反对谁”。我知道那时有个别作者出于讨好或别的图谋,想掺和编辑部的事,不会是李士非的授意,但也说明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已经比较深了。多年的交往,我深知李士非是个待人宽厚、古道热肠、遇事敢于担当、一往无前、不考虑个人得失的人,但诗人气质,易激动,有时难免偏激;我也容易头脑发热,坚持己见,为了避开争论,后来主动不去多管主刊的事,甚至于很少过问,而要求管增刊。那时稿件多,不定期出版小说、诗歌、电影文学等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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