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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杂志

风雨十年花城事 《花城》——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日志

 
 

从此出发,如何抵达——《花城》2…  

2008-04-25 15:13:00|  分类: 我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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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上的追逐

有时候,文学的疲惫与无力并不根源于不确定和未完成事情的难以表达,反而是表现为作盖棺定论时的捉襟见肘。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斩钉截铁的论断,却缺少足够的耐心和胸怀去真正接近各样正在进行和难以解释的物事。其实,更为贴近我们内心的文学是一种虔诚而真诚的召唤,召唤那些相知的心灵前来遇会,纵然未必有光明的出路和万全的谋测,但是相互之间能够理解所有的迷茫,并一起面对所有无意识行为和悖论性结果。对作家而言,面对熟悉的生活更容易做到“言之有物”。无可避讳的是,当熟悉的写作带来自信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危险,那就是导致一种经验性的盲视,现实的丰富性会被简化为日常生活的表面意义。实际上,生活怎么可以完全用逻辑来解释和表达呢?

正如《贫民窟》(残雪)中展现的触目惊心的场景一样:不明所以,不知所措,惴惴不安。残雪通过一只残存着古老的、珍贵的家园记忆的“鼠”的视角,表达的是人类的某种生存寓言——没落的生活场景。作品延续了作家惯用的丛林般灰色的意象,用梦魇似的难以捕捉的怪诞叙述,给我们带来阴冷而不适的阅读感受——只是事隔20余年之后,残雪未曾变更的叙述姿态和表达方式已不再具有震撼力,而是多了一种难以为继的疲惫,令人在晦涩跳转的文字中失去耐心——这正是残雪的先锋姿态遭遇到的困境,那些意象的“恶之花”如何有机地融入文本?那些噩梦式的零碎印象如何与现实的感受逻辑相通?

与残雪笔下怪异奇特的世界不同,《一起吃饭,一起喝酒》(远人)则直接沉入了吃喝拉撒的现实生活的泥沼之中,传达的却是相似的荒谬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在厌倦和疲惫之中深藏着某种尖锐的疼痛和焦灼,看不到生机却极力寻找,无从表达却不吐不快。“我”有着那么多破坏和反叛的冲动,这不是堕落,这只是迷茫,青春期无头无尾的颓废和抗争就像一种无法接受又无从躲避的瘟疫。叙述者“我”在对“呕吐”和“排泄”感受的强调中,呈现这样的生活状态:倦怠是不可理喻无可征服的深渊,榨干了生命所有的丰润和充盈,就像沉甸甸的石头一样,压在心头,使人的行走失去平衡失去方向,身不由己地东倒西歪,身体和语言以及情绪都不受支配。作品叙述的语调骂骂咧咧暴躁不安,其中夹杂着力不从心的自暴自弃和厌恶疲倦: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还能做什么?

相映成趣的是,《落红》(李铁)表现了无意识行为的不可理喻和难以解析。这个叫“落红”的女人,在一颗叛逆的心的驱使下,反复跟母亲撒谎,把丈夫“少伟”贬斥成一个恶魔一样的臭男人,导致无辜的丈夫被弟弟用刀刺死。出于悔恨或逃避,她选择了卧轨,恰恰在这时遇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男人。颇为荒诞的是,她在与这个男人颠鸾倒凤时,却因想到前夫而得到了强烈。她的谎言和幻想始于恶作剧,也可以看成是当初爱情期待未得实现的语言上的吊唁,但是最终把幻想当成真实,不由自主地陷入失控状态,无中生有的欲罢不能具有了一种哲学层面的生存寓言的意味。不管是生存的迷茫还是不可理喻,都昭示出了生命过程之中的不确定性。当人在生活中失去了对自我的把握,这样的随波逐流带来的是一幕幕人生闹剧,虽然悲惨,却没有丝毫的悲剧色彩。

在讲述一个商业间谍故事的《代号:SBS》(刁斗)中,整个“SBS培训”过程真可谓新时期的“样板戏”,越是郑重其事一本正经,荒诞意味就显得越是强烈,时尚的语言轰炸中包裹的是激情过剩、理性匮乏的机械形式主义,作家以反讽笔法表现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非现实处境,意在揭示现实生存的残酷境遇:民主选择规则下隐藏着全然的统一口径和专制独断;看似庄严神秘、真挚温暖的集体组织形式,承载着荒谬不堪的逻辑。对主人公“我”而言,结果更是出乎意料,“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双料间谍本以为游刃有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想不到掉进两方不容的夹缝,只能黯然出局。现代性的集权机制在规训了人的自主意识和怀疑精神之后,能够给予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对其进行“洗澡”(杨绛《洗澡》之中洗脑的意味)之后将其放逐任其自生自灭。这是对荒唐可笑又煞有介事的强制性集体机制的讽刺和瓦解,同时也是对毫无疑义接受无理规训又自以为是的人的惩罚和揶揄。

在《跟陌生人说话》(鲁敏)中,希望带来的结局却是绝望,冷酷的现实碾碎了温情的向往,小灿的寻父之旅导致了自投罗网的入狱,她在狱中的尖叫和仇恨来源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幻灭,而街上的流泪求问则充分表现了心灵和情感的毁灭性的疼痛。文学对于生存景观的表现,无法像摄象机那样精确,常常是含混的、游移的,但是这些图景经过作家心灵的浸润和情感的过滤,僵硬而麻木的文字有可能获得生命的温度和疼痛。面对人的脆弱,是小说不死的真谛。如果人类真能够毫无障碍地改造世界享受生活,小说只能一味地记录这些丰功伟绩,小说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文学的深刻性就在于意识到了人本身所具有的限制性,通过所有有意无意的事件和举动,向我们展现人如何被生活之流裹挟席卷,并努力使自己在无意义的困境中寻找意义。

在《流淌在树上的阳光》(王松)中,作者关注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残酷与温情。作品中每一个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都自我瓦解着:父亲拥有的知识(培根说 “知识就是力量”)带来过荣耀,也招致率先下马的厄运;母亲意志上的坚强与情感上的脆弱,政治上的上进与人性上的冷漠,始终如影随形;郝大强夫妻抚育幼孤的无私行为,又一直伴随着据为己有的自私想法;即便是像“我”这样看似不谙世事的孩子,身处非常岁月的无辜与出于护父之意的罪恶亦统一存在。生活逻辑的“可归总性”,被复杂的情境中击成纷乱的碎片。在《桃花》(张者)中,吵吵嚷嚷大张旗鼓的人生理想(关于女人,关于前途)掩饰着难以叙说的焦虑和失落,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纵然殚精竭虑,未雨绸缪,纸上谈兵的老练还是无法抗拒现实的残酷,无论是师兄的爱情理想还是师弟的事业期望,一切看似万无一失,最终不是被现实挫败,就是陷入别人的布局。作者的叙述包含着对知识分子的“隔岸观火”的意味,结尾处师兄勇于承担的选择,算得上是作者的“手下留情”,让我们在对各色事态的“瞠目结舌”之中,没有对大转型年代迷惘的知识者群体完全绝望。

在《尊严》(盛可以)中,叙述形式上沿着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笔调进行,而内容却是现代女性生存的寓言。全篇显处不显,隐处不隐,可谓是“平常处见机关,散淡时听惊雷”。吴大年为了挽回尊严求得家庭地位的出走,以对其他成员的权力的剥夺告终,抓住了丈夫张子贵的把柄(误杀杨海兵)也就抓住了家庭的权柄,这种权力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好比佃户的反抗是以成为地主为完成的逻辑一样,是一种“以暴制暴”的行为逻辑,况且这一系列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隐瞒真相”的罪恶共谋,在这个意义上,吴大年个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以对社会公义道德的践踏为牺牲的。就是说,吴大年最后获得的所有的权力和尊严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其实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作家从生命行程的向善动机中,更深一层地看到隐藏着的趋恶走势。

人似乎永远无法真正预见生活的未来,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这样那样的契机使水底的鱼浮上水面而水面的鱼沉到水底。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悖论,即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奔向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抵达的却似乎总不是当初想去的地方。正如在《英特迈往》(韩东)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一样,一群性格不同的孩子渐渐长大,从学校到社会,各奔天涯的同时也各自承受着不同的命运之重,令人唏嘘不已。与其说群体成长的过程,倒不如说这是在时间长河之中挣扎和沉溺的过程。生活的悲剧性恰恰在于,不管怎样,人必须行动,并在行动中迎来命运。《列子》中有一则“歧路亡羊”的寓言,扬子的邻居丢掉了一只羊,考虑到“多歧路”,居然差遣许多人去寻找,想不到最终还是没找回羊,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无法判断羊跑到哪条岔道上了,只好无功而返。另一方面,人年轻时总认为人生的可能性就像这歧路,想到哪儿就可以抵达哪儿,前程远大、丰富而无限,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没去走的路》中有这样的经典诗行:“两条路岔开在黄叶林子里,/可惜我不能同时走两条;……在林中岔成两条路的路口,/我选了条足迹比较少的走,/而一切差别都由此而生。”可是,面对着林中岔口,人一旦选择其中一条,所有的差别都从此消失,其余的路径都在时光的阻隔下枯萎。在时光的长途上,所有的岔口常常只是假象。

 

针孔中的天堂

在《阳光墓园》(张尔客)中,作者这样描述了另外一个世界:“远离人生,靠近天堂。”张尔客用像小说像散文像诗又像论文(题记)的实验文本,试图营造出一个理想的诗意天堂。作者以死亡之地为入口,以老而还童为方式,在魔幻而唯美的语言呈现之中,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世界:“大人可以返老还童,死婴夜晚出来活动,人狗互换形体观察思考,两个自我进行玄学对话。”(余旸《看<花城>》,《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4但是,显然作者在实验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我们满目看到的是很多美丽的碎片,眼花缭乱,同时摸不着南北:精美的语言雕琢失于一种过度思索的矫情,片段性的论述打断了情节的完整和流畅,煞有介事的梦想营造反而成为一种难知所云的梦呓——作者在实验的路上不止丢了小说,同时也丢了言说的自己。

沈从文曾经在书中说,文学不是即时兑现的工具。在生活中我们确实是不能随心所欲万事如意,文学也并不能真正带来那种功利意义上的“千钟粟”和“颜如玉”,但是文学却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梦想,提供一种对现实的安慰以及继续前行的力量。我们虽然渺小笨拙,但是只要有支撑,我们一样可以自在地行走。

文字能安慰人的心境,能关怀到日常生活的幸福。《库库》中,库库在屡屡落空和日日漫长的生活中,因为始终抱守着“早日得子”、“合家幸福”的期待,所以失望之后总能重燃起生活的希望,能够得到子嗣并由此挽回日渐冷漠的丈夫的心意,就是此地此时女人所有的生命愿望和生活力量。当然,在难以解决的挫折和无奈面前,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人开始寄希望于虚妄的祭拜神灵,但是至少人总是从中获得了继续生活的寄托。毕竟,只有此时此地才是通向未来的可能,我们只有不放弃“现在进行时”,才能在最终抵达“将来完成时”。文学和任何善良的品质相关,最终的伦理态度都是要人在路上能够走下去,而不是陷入绝望的深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比较接近于《最漫长的煎熬——南诏大理国秘史》(海男)中“塔”意象的意味:就其底座而言,直接贴近生活的尘埃;而其顶端则更接近澄明的天空。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最根本的价值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和怎么样,而更是向我们展示生活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样文学就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洞见各式生活的苦难和困窘,能够领略每一个微笑和心思之中幸福的力量,然后又有一种更为深远的视野引导人从中超拔而出。

作为当代文学作品的发表重镇,《花城》无意具有了“花开自在”的姹紫嫣红之态:在这里有着参差中的反差,有着虚伪中的真实,也有着浮华中的朴素和庸俗之中的不凡;而源于对世界的尊重而显现出来的对现世、对人生的恭敬与虔诚,能给予人的是俗世之中的知遇之感,以及人海之中的相携之意。

 

作者:黄发有  李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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